布雷克·格里芬是一位出色的NBA球員，他在籃球場上的表現備受矚目。他的籃球之路並非一帆風順。本文將介紹布雷克·格里芬的籃球生涯，以及他在高中和大學時期的經歷。

高中籃球生涯

布雷克·格里芬的籃球之路始於他還是一個孩子。他在家裡的後院裡打籃球，這讓他對籃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他的高中生涯中，他成為了一名出色的籃球運動員。他在2007年被評為全美佳高中球員之一。他的高中籃球生涯讓他成為了一名備受關注的運動員，他的表現吸引了許多大學的注意。

大學籃球生涯

布雷克·格里芬在大學時期繼續展現出了他的籃球才華。他在俄克拉荷馬大學度過了兩個賽季。在他的第二個賽季中，他帶領球隊打進了NCAA錦標賽。他在大學時期的表現讓他成為了一名備受關注的NBA新秀。

NBA生涯

布雷克·格里芬在2010年被洛杉磯快船隊選中。他在NBA的表現備受矚目，他被認為是一名出色的球員。他的身體素質非常出色，他在比賽中可以輕鬆地完成扣籃等高難度動作。他的籃球才華和身體素質讓他成為了NBA中的一顆明星。

如何成為一名籃球明星

如果你也想成為像布雷克·格里芬一樣的籃球明星，那麼你需要做以下幾件事情：

1. 練習基本功：籃球是一項需要基本功的運動，你需要練習投籃、運球、傳球等基本技能。
2. 增強身體素質：籃球需要具備一定的身體素質，你需要進行力量訓練、耐力訓練等，以增強自己的身體素質。
3. 學習戰術：籃球是一項需要團隊合作的運動，你需要學習各種戰術，以便更好地與隊友配合。
4. 練習心理素質：籃球是一項需要良好心理素質的運動，你需要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以便在比賽中取得更好的成績。

布雷克·格里芬的籃球之路證明了，只要有堅定的決心和不懈的努力，任何人都可以實現自己的籃球夢想。

从神秘主义到象征主义，中世纪的人都经历了什么？

从神秘主义到象征主义，中世纪的人都经历了，面对教众对不贞节的长期厌恶，教会为了自存，总得予以反击，总得捍卫自己。 一旦对不高尚的教士主持的圣事的有效性产生怀疑，教会的整个生活基础就会动摇。 热尔松把让·德·瓦伦内斯和约翰·胡斯放在同一层次，认为他们本意好，但被热情引入歧途。 另一方面，教会又常常陶醉于另一个领域，容忍对上帝的极端肉欲的爱。

身为巴黎大学校长的热尔松看到这样的危险并提出警告。 他对这种危险的了解来自于他的心理经验和其他经验，包括教义和伦理的经验。 他说：如果历数那些因爱而狂的行为，如果要历数那些因爱而狂的人，这样的经验一天说不完。

实际上他从实践经验中体会到，精神之爱很容易变成纯肉体的爱。 他讲述一位朋友的经历，实际上说的是自己的经历，本来是值得赞许的虔诚，出于对上帝的信仰和一位女教友建立深厚的友谊：起初的友谊没有肉体欲火的性质，但在经常的会晤中逐渐产生了并非扎根于上帝的爱，所以他再也无法抗拒不见她或不想她的念头。 至此，他仍然不怀疑有罪，不怀疑有魔鬼在欺骗他，直到比较长期的分离使他顿悟到其中的危险，上帝让他即时摆脱了这样有罪的念头。 自此，他成了另一个人，并获益良多。

他的书《论魔鬼的多种诱惑》（De diversisdiaboli tentationibus）深刻分析了人的心理，和荷兰的近代虔敬运动的深刻可有一比。 首先，热尔松不信赖温德舍姆会修士所谓的甜美。 他说，有的时候，魔鬼给人无与伦比的甜美感觉，比如虔诚和类似的感觉，以至有人把这种感觉当作自己唯一的目的，他们热爱和追随上帝的唯一目的就是求得那样的欢乐。

他在其他书里也论述了这种甜美的感觉：许多人由于强烈追求这样的感觉而败下阵来敬塌，他们转向追求心里的渴望，仿佛这是在拥抱上帝，其实是大错特错。 这种走火入魔的追求使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有人试图达到完全无知无觉、消极顺从的状态，于是，一切行为都是上帝意志的结果，能实现与上帝的神秘结合，人不再被认为是生命存在、真理或善。 热尔松对鲁斯布鲁克的批评也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不相信鲁斯布鲁克的天真。 他批评鲁斯布鲁克精神婚配装饰的观念，其意思是，完美的灵魂观照上帝时，不仅把上帝当作净化心灵、求得神性实质的手段，而且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这个灵魂就是上帝。

一切时代的神秘主义者都喜欢泯灭个性的观念，然而捍卫老牌的温和贝尔纳神秘主义的人不会承认这样的观念，热尔松就不承认。 一位有幻视体验的神秘主义者告诉他，在静观上帝的过程中，她的精神先被泯灭尔后又重生。 热尔松问模指她：你怎么知道？她的回答是，本人有这样的感觉。 对热尔松这位心理顾问而言，她的解释的逻辑谬误正好证明，这样的感觉很可怕。 从精神上去表达这样的情绪，那是危险的；教会只能容忍用图像表达这样的情绪，比如这样一幅画就可以容忍：锡耶纳的凯瑟琳的心脏变成了上帝的心脏。

然而另一种情况却不能允许：亨尼高文的玛格丽特·波利特（Marguerite Porete）也觉得自己的灵魂泯灭在上帝的灵魂里了，可是她1310年却在巴黎被火刑柱烧死，她是自由精神兄弟会的成员。 自我寂灭的感觉会构成危险，这是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和印度神秘主义者得出的结论。

他们认为，完美的、能关照和爱的灵魂不会再犯罪。 由于这样的灵魂融入了上帝，它不再有自己的意志，剩下的是自由的神的意志，即使这样的意志里有一点肉体的倾向，那也不会有罪孽了。 受巫术愚昧的可怜虫误入歧途，犯下了可怕的过火罪孽；例子有雷加德会（Régards）、自由意志兄弟会、蒂尔鲁宾会（Turlupins）。

每当热尔松谈起对上帝疯狂之爱的危险时，他心里想到的就是这样的宗派。 不过，虔敬派里也可以发现几乎完全类似亮码圆的情绪。 温德舍姆会修士亨德里克·凡·赫尔普（Hendrik vanHerp）指控他的精神亲属们搞精神偷情。 这种想法里存在着可怕的陷阱，产生最乖张的渎神行为。 根据热尔松的记述，一位受人尊敬的男人向一位加尔都西会修士忏悔说，他不会因为爱上帝而不犯大错，他特别指明的大错是不贞洁；相反，越是强烈地赞美和渴望上帝的甜蜜的爱，他越是欲火中烧。

神秘主义的激情一旦转化为条文清晰的信仰，一旦应用于社会生活，教会就会提高警惕。 只要其后果仅限于象征性的狂热幻想，教会都是能容忍的，甚至最纵情的幻想都能容忍。 教会允许约翰·布卢格曼用醉汉的特点来描绘化成肉身的上帝。 醉汉忘记自我，看不见危险，受讥笑而不生气，拱手送人自己的一切。 啊，爱使他从最高的天堂下凡到最低的谷底时，难道他没有喝醉吗？他在天堂里漫步，抱着满满的酒罐给先知斟酒，先知们喝得烂醉如泥，大卫弹起竖琴，跳到酒桌跟前，他就像上帝的小丑。

不仅古怪的布鲁格曼而且纯洁的鲁斯布鲁克也喜欢用醉汉的伪装来描绘上帝之爱。 紧接醉酒形象的是饥饿的形象。 也许两种形象都典出《圣经》吧。 在鲁斯布鲁克的笔下，上帝永恒渴望的精神比喻有这样一段话：永恒渴望始于这里，永不满足。 这是对爱的力量的渴望，这是对创造精神的渴望，对尚未实现的善的渴望……这是最可怜的人，因为他们贪婪，贪得难以自拔。

无论吃喝多少，他们总是不满足，因为这样的饥饿是永恒的……倘若上帝满足这些可怜虫，圣徒们送给他们的礼物就是上帝的礼物，精神的贪求就永远嗷嗷待哺，就永不满足。 然而，正如醉酒的伪装会逆转一样，饥饿的伪装也会逆转。 鲁斯布鲁克接着说：基督的饥饿无与伦比，他狼吞虎咽我们这些凡人，因为他爱得陶醉，他欲壑难填。

他喝我们的骨髓，我们不会吝惜，越尝到上帝的爱，我们越不会吝惜。 无论他吃掉我们的什么，他都不会满足，因为他欲壑难填，他的饥饿难以计量。 虽然我们穷困，但他不注意我们的贫穷，并不想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 首先，他为自己准备食物，焚毁我们的罪孽，摧毁我们三心二意的爱；我们在爱心里被烘烤之后，他贪婪地张开大嘴吞噬这一切……倘若我们能看到基督为我们谋幸福的贪心，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飞进他的嘴巴，让他大快朵颐。

如果说基督把我们吞下肚，反过来他就全身心地把自己献给我们。 他赋予我们精神饥渴，让我们用永恒的贪心去吃他。 他赋予我们精神饥饿，赋予我们由衷的爱，因为他把自己的身子献给我们做圣餐。 如果我们吃圣餐，内心体验到深深的虔诚，那么从基督的身子就会流淌出他光荣的热血，他的血就会流进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血管……瞧，我们就这样吃圣体，又被圣体吃，我们随着爱而沉浮，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生命。

再走一步，我们就再次从最高层次的神秘主义下降到平地的象征主义了。 在《爱的敬畏之书》（Lelivre de crainte amourreus）里，让·贝泰勒米（Jean Berthelemy）对圣餐做了这样的描绘：你们吃下圣体。 身体经过炉火烘焙，熟透而不焦，就像复活节的烤羊羔肉，在两层木柴的炭火中熟透。 同样在耶稣受难节，耶稣被绑在十字架上，他忍受死亡和苦难以及强烈的爱的双重煎熬。 为了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幸福，他被烘烤，全都是为了拯救我们。

谁能帮我详细一点分别解释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发生于欧美60年代，并于70与8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 其要旨在于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 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中，这种放弃表现在拒绝现代主义艺术作为一个分化了文化领域的自主价值，并且拒绝现代主义的形式限定原则与党派原则。 其本质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和感性上的快乐主义。 现代主义是一个文艺（文化）范畴的概念，不要顾名思义，只看到“现代”一词，虽然它涉及的范围很广但与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关系。 ———————————————————————— 现代主义运动兴起于19世纪末期，现代主义相信那些“传统”形式的艺术、文学、社会组织和日常生活型态都已经过时，因此有必要将这些过时的东西扫除并且重新创造文化。 现代主义鼓励人们去重新检视从商业活动到哲学等这些既存事物的每一个面向，找出在里面有什么塌岩东西是在“阻碍”进步，并且将那些东西替换成新的也因此更好的东西，来达到那些旧有东西原本希望达成的同样目标。 本质上，现代主义运动认为20世纪的崭新现状，都是具有永恒性及内在性的，因此大家必须调整他们的世界观，接受这些新兴而同时也是美好的事物 ———————————————————— 现代主义先驱 19世纪前半的欧洲发生了一连串的战争与革命，造成了一些思潮的形成，现在我们称之为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重视个人主体经验、崇尚“自然”的标准艺术主题、革命性与激进的表现方式、以及个人自由。 不过到了19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个这些思想的综合体，相信是那些“真实的”东西支配了主体经验。 这种思想可以从俾斯麦的现实政治和哲学理念“实证主义”中，以及后来被称为“维多利亚时期”中的文化准则里找到。 —————————————————— “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常常被用来谈论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文团携御学艺术。 它标明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文学精神气质或“现代的感受性”，是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诸种流派的总称。 与许多文论术语的演变相似，最早的“现代主义”也是一个带有批评和嘲讽意味的贬义词。 根据卡林内斯库的研究，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把现代主义作为斯威夫特创造的新词收入《英语语言词典》里。 斯威夫特在致蒲柏的一封信中说：“蹩脚文人以拙劣的减省和古怪的现代主义，带给我们这些用散文和诗写成的垃圾。 ”到19世纪末，这个词的使用从贬义转向中性化，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被广泛接受并获得了合法性。 鲁文·达里奥是把“现代主义”作为褒义词使用并用以指称现代美学革命的第一人，早在1888年，他就用“表现手法彻底现代主义”来赞扬墨西哥作家卡里多·贡特雷拉斯。 [1]在现代西方的文论与批评中，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大致有五种用法：①一种美学倾向；②一种创作精神；③一场文学运动；④一个松散的流派的总称；⑤一种创作原则或创作方法。 这些用法有各自的偏重，但共同之处均把现代主义的含义界定为现实主义的反动。 正如彼得·福克纳所说：“现代主义是艺术摆脱19世纪诸种假定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那些假定似乎随着时光移易已经变为僵死的常规了。 ”[2]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曾经出现四次引进与发展现代主义文学的高潮：即五四时期、30、40年代、50、60年代台湾时期和80年代的新时期。 五四时期没有“现代主义”这个语词，甚至“现代”一词也很少见。 人们普遍用“新”字来表达现代性的诉求，如《新青年》、《新潮》或者“新文学”、“新文化”等等，而最初现代主义正是以“新浪漫主义”的名义进入中国文论的视野和论域的。 周作人、茅盾、郭沫若、田汉和胡适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神秘主义等文学流派统称为“新浪漫主义”。 这个命名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它显然是五四进化论文学史观的一个产品。 在周作人的《欧洲隐态文学史》(1918)里，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学史被描述为：从重情思的第一传奇主义到偏重理性的第一古典主义(Classicism)；从十九世纪初，传奇主义的复兴到写实主义的反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的自然是反写实主义的“新传奇主义”了。 茅盾同样把西洋文学史概括为：古典——浪漫——写实——新浪漫……的变迁。 在《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中，茅盾在文学进化论的框架里找到了“新浪漫主义”的位置：“西洋古典主义的文学到卢骚方才打破，浪漫主义到易卜生告终，自然主义从左拉起，新表象主义是梅德林开起头来。 一直到现在的新浪漫派，……从主观到客观，又从客观变回到主观，却已不是从前的主观，这期间进化的次序不是一步可以上天的。 ”在他的视野中，新出现的事物就是进步的好的，所以“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能引我们到真切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 ”[3] ②五四文论把现代主义看作浪漫主义的现代变奏，认为两者都偏重主观，但时人对新浪漫主义的“新”并没有深刻的理解。 田汉有些含糊地说：“新罗曼主义的文学，是不执着于现实，而又离不开现实的文学。 ”与旧浪漫主义相比，它“不在天国，而在地上；不在梦乡，而在现实。 ”[4] ③从个性主义与人的解放的启蒙语境出发关注新浪漫主义。 在鲁迅的早期文论《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精神和尼采、叔本华、施蒂纳以及基尔克郭尔的新浪漫哲学融为一炉，都被视为重振“社会元气”、“立人”然后“立国”的重要思想支援。 总之，在五四文论中，现代主义大抵被置于启蒙现代性的框架里给予理解与阐释。 同时，现代主义的诸种流派和表现方法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为美主义、心理分析等得到较为充分的关注。 却忽视了现代主义反启蒙现代性以及抽象超验的一面。 人们对“新浪漫主义”神秘、空虚和脱离社会现实也有所警惕。 胡适曾经提醒人们注意，西方新浪漫主义只有经过写实主义的洗礼才不会产生“空虚的坏处”；鲁迅在《热风》中也对尼采产生太过渺茫的感觉。 “事实上，在20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各流派所挣得的不过是某种方法或技法的地位。 ”[5] “现代”一词在20年代出现，30至40年代流行。 如陈西滢编的《现代评论》、叶灵凤、穆时英编辑的《现代小说》、《现代文艺》和施蛰存的《现代》杂志等等。 陈源的《闲话》一书的广告言“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 ’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 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 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可以先睹为快。 ”鲁迅为此写了《革“首领”》予以回应：“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 ”[6]在陈源和鲁迅的论争中，“现代派”一词已经正式出现。 施蛰存在谈到《现代》中的诗歌时说：“他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行。 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 ”[7]从“新”到“现代”的语词转换表明人们对现代主义概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①现代主义被看作“现代情绪”、“现代感兴”和“都市感性”的表征，它与现代人对现代都市生活和物质文明的主观体验相关；②对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特征和产生的社会背景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现代主义“对科学渐起怀疑，而趋向到主观的感觉上去求一切的解决。 ”“世纪末，一般小有产者愈受资本主义发达及都市发展的威胁，而在生活上诱起了极端的神经行，这种不安的神经性遂幻想出背后另有一种不可抗衡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们，而使他们无法摆脱……”因此产生出与自然主义色调不同的新浪漫派来；[8] ③施蛰存的“现代的诗形”、穆木天的“心境主义”、梁宗岱的“纯诗”、穆时英的“都市蒙太奇”以及徐訏的“唯美主义”等论述都从各个层面具体阐释了“现代”概念。 1935年孙作云《论“现代派”诗》把新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郭沫若时代，闻一多时代和戴望舒时代。 他把《现代》杂志的诗歌称为“现代派诗”：戴望舒、施蛰存等代表的“这一派的诗还在生长，只有一种共同的倾向，而无显明的旗帜，所以只好用‘现代派诗’名之，因为这一类的诗多发表于现代杂志上。 ”[9] 四十年代的“九叶诗派”自称为“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 陈敬容说“目前中国新诗还在捡拾浪漫派、象征派的渣滓”，这显然表达了九叶诗人超越象征主义而向成熟的现代主义推进的自我期许；九叶的诗论家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的主张，从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诗的戏剧化等方面阐释诗歌现代主义的内涵。 后来他这样理解中国新诗史：从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然后推进到“中国式的现代主义”。 [10]的确，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要更贴近中国现实融入更多的中国传统因素，如钱钟书的《围城》以及张爱玲的小说等等。 然而，50年代以后，这种有益的探索完全停止了，现代派被称为“资产阶级颓废主义”而遭到了排斥和批判，人们普遍把现代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洪水猛兽。 袁可嘉1960年发表《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等文从政治上否定现代派就是其中一个个案。 茅盾的《夜读偶记》不仅确立了现实主义的绝对权威，而且把现代主义彻底打入冷宫。 在他看来，现代主义的形式是“抽象的形式主义”，哲学基础则是非理性的“主观唯心主义”，而且是19世纪末以来“主观唯心主义”中最反动的流派。 这代表了那一时期人们对现代主义概念的基本态度。 但“现代主义”却在海峡彼岸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现代》杂志诗人之一的路易士易名为纪弦从大陆带去现代派的种子，50年代在台湾创办《现代诗》和现代派诗社，提出了现代主义的“六大信条”，并宣称：“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含了自波德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 ”[11]《与现代诗派“横的移殖”和知性主义相对，覃子豪领导的“蓝星”则摄取了现代派较温和的一面，合并大陆当时较抒情的新月派的风格。 从纪弦的西化现代主义到“创世纪”的超现实主义与禅宗美学的结合以及80年代后的大中国诗观，“现代主义”概念的中国化在现代诗领域有了更深入的实践。 在小说领域，1960年创刊的《现代文学》强调艺术实验和创新，认为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于表现现代人的艺术感情，所以必须实验、摸索、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白先永、王文兴推进了中文小说的现代主义进程，前者延续了张爱玲古典与现代结合的传统，后者是一个艺术的世界主义者，并且把现代主义的实验精神推向某种极端。 在70年代中后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海峡彼岸的现代主义概念也受到广泛的置疑和批判，许多人认为现代主义脱离现实、民族传统，是对西方现代派模仿的模仿、亚流的亚流，陈映真甚至嗅出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意味。 8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概念融入多元化的文学思潮中逐渐消退，却又在大陆新时期文学中重新登场亮相并在激烈的论争中获得了美学合法性。 在与世界隔绝了多年以后，人们急切地把目光投向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的现代派文学，许多作家也开始引进一些新的表现形式。 这些开放的尝试必然触动整个美学意识形态，引发关于现代主义的论争。 徐迟的《文学与“现代化”》（1978）和《现代化与现代派》（1982年）提出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文学现代化”概念，认为现代派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道路：“不久将来我国必然要出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最终仍将给我们带来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 ”[12]这是使“现代主义”合法化的最初尝试，它把“中国要不要现代主义”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谢冕、孙绍振的“崛起”有力地挑战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诗学成规；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和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关于现代派的通信共同认为：“现代派是历史的反映和时代的产物”，“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现代派具有文学革命的意义。 尽管这些观念受到现实主义美学意识形态的猛烈抵抗，但现代主义这个概念还是在“朦胧诗”大潮和意识流小说的实践中感性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随后的一些争论，如现代主义的技巧与内容是否可以剥离、“伪现代派”之争等等都是80年代初论战的余韵与深化。 当刘索拉被一些人称为“真正的现代派小说”《你别无选择》发表，残雪把非理性超现实推到极端，而马原开始玩弄“叙述圈套”时，现代主义概念也就完全合法化、正典化了。 它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脉传统”。 [

浪漫主义可以分为哪三个时期？

浪漫主义的理论策源地在德国，但在文学上成就最高的却是英、法两国。 欧洲的浪漫主义在发展历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 第一次是在1805年左右，这一时期是英国的湖畔派诗人创作的高峰期，法国的夏多布里昂和史达尔夫人开始引介德国的浪漫主义理论。 第二次高潮则从英国诗人拜伦开始，他的作品在1815年至1825年间风靡欧洲，雪莱和济慈紧随其后。 这一时期法国文坛相对沉寂，但也有拉马丁和维尼等才华横溢的诗人。 此外，意大利的白尔谢、曼佐尼以及德国的霍夫曼等人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浪漫派作家。 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三个高潮发生在法国，约从1827年至1848年，以浪漫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维克多·雨果为代表。 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思潮也波及俄国、东欧和美国，在美国产生了梅尔维尔、惠特曼等浪漫主义大师。 1848年以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基本结束，但是浪漫主义思潮却并没有销声匿迹，一直持续发展到今天。 英国英国是最早出现浪漫主义文学的国家之一。 英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不满于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发展，具有愤世嫉俗、归隐自然的倾向。 18世纪中后期的诗人罗伯特·彭斯（1759年－1796年）和威廉·布莱克（1757年－1827年7）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他们在英语诗歌文体和语言上做出了很多可贵的尝试。 彭斯从苏格兰民歌中吸取养料，其《苏格兰方言诗集》擅长抒情和讽刺，语言通俗；布莱克的《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则具有象征意义和神秘色彩，在20世纪大放异彩，影响了整个现代英诗。 然而，英国浪漫主义第一批真正的大师则是被称为“湖畔派”的三位诗人。 威廉·华兹华斯（1770年－1850年）是湖畔派诗人中成就最高者，他与“湖畔派”另一诗人萨缪尔·柯勒律治（1772年－1834年）共同出版《抒情歌谣集》，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大部分为华兹华斯所做，而柯勒律治的名诗《古舟子咏》和《忽必烈汗》亦收入其中，充满幻觉和奇谲的意象。 然而华兹华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则是长诗《序曲》。 骚塞的诗歌极富古之幽情，与世俗格格不入。 湖畔派三位诗人均蛰居于英国西北湖区，缅怀笑厅中世纪和宗法式的乡村生活，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温婉清丽的代表。 乔治·拜伦（1788年－1824年）和雪莱（1792年－1822年）两位诗人将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推向高峰。 他们和湖畔派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作品更具战斗意识和政治倾向。 雪莱的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通过神话描写被压迫的人民的苦难和暴君的必然下场，预言革命一定会到来。 他的短诗《西风颂》、《致云雀》等音韵铿锵，更有“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等名句传世。 拜伦是19世纪上半期最为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一生游历各地，其诗作充满异域情调。 代表作《唐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深入骨髓的检阅，发人深省。 在欧洲，拜伦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人们把孤独、悲壮、崇尚个人式反抗的浪漫主义者形象称为“拜伦式英雄”。 拜伦晚年投身于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最终因伤寒而死于希腊战场。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还包括约翰·济慈（1795年－1821年）。 他的创作生涯只有5年，却写出了著名的抒情诗《夜莺颂》和《希腊古瓮颂》，沉醉于古代世界田园牧歌的美景之中。 瓦尔特·司各特（1771年－1823年）以创作小说为主，《艾凡赫》以12世纪的英国为背景，塑造绿林英雄罗宾汉的形象，他是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 德国德国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发源地。 政治经济的落后、资产阶级的软弱以及唯心主义哲学的盛行，决定了德国早期的浪漫主义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宗教色彩。 施莱格尔兄弟是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理论奠基人，他们以《雅典娜神殿》为阵地，阐述个性解放、艺术无目的论的浪漫主义理念。 在施莱格尔兄弟的影响下，德国出现了包括诺瓦利斯（1772年－1801年）、蒂克（1773年－1853年）在内的一批早期浪漫主义诗人。 诺瓦利斯的《夜的颂歌》歌颂“神圣的、不可言传的、神秘的”夜，并赞美死亡的美妙感觉。 蒂克则著有《民间童话集》三卷，开创了童话小乱升启说的新题材。 1805年以后，德国出现了“海德尔堡浪漫派”，代表哗如人物是克莱门斯·布仑塔诺（1778年－1842年）和阿希姆·封·阿尔尼姆（1781年－1838年）。 前者的抒情诗《催眠歌》具有民歌风味，诗情浓郁。 两人曾合作出版民歌集《男孩的神奇号角》，搜集收录了德国近300年的民歌。 雅各布·格林（1785年－1863年）和威廉·格林（1786年－1859年）是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他们编成《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称为世界童话作品中的精品。 约瑟夫·封·艾尔兴多夫（1788年－1857年）的小说《一个无用人的生涯》将梦幻与现实混合起来，充满神秘情调。 1809年以后，德国浪漫主义在德国形成另一个中心。 克莱斯特（1777年－1811年）的喜剧《破瓮记》抨击普鲁士官场和司法制度的腐败，充满民间喜剧的幽默讽刺特色。 霍夫曼（1776年－1822年）的《雄猫穆尔的人生观》展示一个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的市侩世界，想象和构思奇特。 大诗人海涅早年也是一个浪漫派诗人，后来转向现实主义。 总体上看，德国的浪漫主义特征并不明显，风格变化也比较多。 到后期，逐渐融入强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 法国由于法国大革命的曲折莫测，决定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具有更加鲜明的政治色彩。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年－1848年）和史达尔夫人（1766年－1817年）是法国浪漫主义早期代表。 前者带有贵族倾向，《基督教真谛》主张复兴中世纪礼教，但其作品对美洲丛林和大草原奇异风光以及古代废墟富于抒情色彩的描写，成为浪漫主义文学异国情调和描绘“废墟美”的滥觞。 他的小说《勒内》和《阿达拉》都描写世俗爱情和宗教信仰的矛盾，悱恻缠绵。 而史达尔夫人则具有民主倾向。 她的《论文学》和《论德国》致力于传播浪漫主义理念，不遗余力的抨击法国的古典主义传统。 法国浪漫主义中期的代表包括阿尔封斯·德·拉马丁（1790年－1869年）和阿尔弗莱·德·维尼（1797年－1863年）。 前者擅长写抒情诗，是法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沉思集》情景交融，善用对照和象征笔法；后者则以哲理诗著称，《古今诗集》和《命运集》宣扬孤傲坚忍精神，表达悲天悯人的思想。 1830年以后，维克多·雨果成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领导者，他也是整个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 1830年，雨果的剧作《欧那尼》的上演标志着浪漫主义在法国最终战胜了古典主义。 雨果是浪漫主义作家中鲜有的全才，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都有重大建树。 其小说《巴黎圣母院》 、《九三年》、《悲惨世界》等具有史诗般雄壮的风格，是浪漫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 雨果一生支持共和，反对帝制，在1851年曾流亡海外，直至1870年才返回法国。 在诗歌和戏剧领域，雨果也取得很高的成就。 他在最大程度上拓展了法语诗歌的表现形式和创作笔法，极大的丰富了法语诗歌的修辞技巧，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 雨果逝世的时候，全欧洲共有逾200万人来到法国参加他的国葬。 和雨果同时代的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还包括女作家乔治·桑（1802年－1876年）。 她的创作拓展了浪漫主义文学阴柔的特性，尤其擅写女性问题小说和田园小说。 代表作《康素爱萝》和《魔沼》都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小说，充满诗情画意和真挚情感。 她也曾是音乐巨匠肖邦一生中最爱的女人。 曾和乔治·桑有过短暂恋情的青年诗人阿尔弗莱·德·缪塞（1810年－1857年）是这一时期法国诗坛的一股新生力量，《四夜组诗》具有梦幻般的色彩。 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第一次将“世纪病”这一概念引入浪漫主义小说创作中。 热拉尔·德·奈瓦尔（1808年－1855年）的抒情诗奇诡深邃，形式精美绝伦，对20世纪现代诗歌影响深远。 大仲马（1802年－1870年）创作了大量历史小说，《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将通俗小说的发展推向极致。 俄国和东欧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在1812年拿破仑入侵失败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革命之后出现的。 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以诗歌为主，富有强烈的战斗精神。 茹科夫斯基（1783年－1852年）对俄国浪漫主义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第一位俄国抒情诗人。 他的《俄国军营的歌手》歌颂军人的爱国壮举，赞美俄罗斯民族伟大的复兴。 雷列耶夫（1795年－1826年）创办《北极星》，宣传浪漫主义思想。 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如普希金、果戈理等早年都是浪漫派，后来转向现实主义。 莱蒙托夫（1814年－1841年）是俄国最坚定的浪漫主义诗人，长篇叙事诗《童僧》和《恶魔》塑造具有叛逆性格的英雄形象，表达反暴政的革命理念。 小说《当代英雄》第一次塑造“多余人”形象，是心理分析小说的先驱。 在东欧，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波兰的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年－1855年）和匈牙利的裴多菲（1823年－1849年）。 东欧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是和反对异族奴役、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结合起来。 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抨击沙俄侵略者的血腥屠杀，揭露卖国贵族的行径。 裴多菲则以《民族之歌》和《自由与爱情》等诗作歌颂为争取自由的斗争。 美国由于美国和欧洲在历史、文化上的种种不同，以欧洲通行的文学流派的概念来衡量美国文学的发展实际上并不十分准确。 但由于美国文学也是整个西方文学的一个部分，因此通常人们也将美国文学史放入整个西方文学史的框架内来研究。 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深受西欧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 19世纪上半叶，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高涨，摆脱英国文学的束缚、重视人的精神创造和追求自由的超验主义蔚为大观，至此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开始蓬勃发展。 爱默生（1803年－1882年）和梭罗（1817年－1862年）是超验主义理论家，最先提出浪漫主义的主张。 他们强调人的精神作用和直觉的意义，认为自然界充满灵性，人应该回归自然。 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美国前期浪漫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包括华盛顿·欧文（1783年－1859年）、詹姆斯·库柏（1789年－1851年）和爱伦·坡。 欧文被称为美国文学之父，在他的小说中，“美国文学”这一概念第一次浮出水面，不再深受英国文学的拘束。 库柏是美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开创了以《皮袜子故事集》为代表的边疆传奇小说，最重要的一部是《最后一个莫希干人》。 爱伦·坡主张艺术要使读者获得刺激而达到灵魂的升华，他的小说大部分以死亡、凶杀、复仇为题材，揭示人的幻觉状态和变态心理，他和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共同被尊为象征主义文学的先驱。 美国后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以纳撒尼尔·霍桑（1804年－1864年）、沃尔特·惠特曼（1819年－1892年）和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年－1891年）为代表。 霍桑在作品中对“隐秘的恶”进行挖掘，《红字》反映清教徒殖民统治的黑暗以及教会的虚伪和不公，象征手法运用纯熟。 主人公胸口佩戴的A字以及短篇《教长的黑面纱》中永远盖在教长脸上的黑面纱，都是一种象征物。 霍桑的心理分析自然细腻。 惠特曼的耗一生的经历编纂、扩充诗集《草叶集》，歌颂美利坚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美国现代文学的鼻祖。 梅尔维尔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中成就最高者，擅长描写航海奇遇和异域风情，代表作《白鲸》是美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小说之一，小说中的“白鲸”已经成为一种超然的、对人类怀有敌意而又难以征服的神秘物的图腾。 此外，诗人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1807―1882）的《海华沙之歌》（1885）描述印第安传说中的西风之子海华沙的业绩，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英雄形[2]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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