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不乏这样的爱情叙事：一对男女因为机缘相识、相知，一番“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海誓山盟之后，常常附赠特定的物件以定终身，用以表达那份相守一生的执著与企盼。他们之间相互赠与的物件就是定情信物。因为是相恋男女二人之间的事情，定情信物也便具有了*强的个**彩和私密属*。为了*有效地打动自己的心上人，人们在信物的选择上总是竞奇争巧、呕心沥血。因此，出现在古人爱情生活中的定情信物可谓五花八门、花样迭出。爱情是美妙的，作为爱情伴生物的定情信物，在历代文人骚客的鼓噪下，也便平添了诸多的象征意义，给后世的人们留下了美好的遐想空间。

2、发簪是古人用来绾发或连冠于发的首饰。古代男女皆蓄发，为梳理发髻，就要用发簪贯连。簪早称“笄”，“笄，系也。所以系冠，使之不坠也”。在中国古代，男子成年要行“冠礼”，女子成年要行“笄礼”。秦汉之后，发笄之名渐被发簪所代替。本来用以绾发或固冠的实用饰物，在后世也成为贵族阶层炫富贵、昭身份的手段，出现了名贵的金簪、银簪、玉簪、琉璃簪、玳瑁簪等。自汉代以后，簪逐渐成为妇女的主要首饰。

3、古人绾发除了用簪，还用钗。二者虽然都是固发之物，但式样又有所区别：发簪是一股，发钗是两股。因为钗由两股制成，情人或**离别时，往往分钗各执一股，作为别后思念之物。因此，“钗分”即成情侣分离的代称：“镜断钗分何处续，伤心芳草庭前绿。”辛弃疾《祝英台近?9?晚春》词中有“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表达的就是这种离愁别绪。簪钗成为定情之物，除了因其是女子的近身之物外，应该还与古人的观念有关。在古人看来，头发是父母精血的结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用来束发的工具是*为私密的物件之一，因此也便有了传递情感的意蕴。

4、戒指原名“指环”，又称“约指”“代指”“戒止”等。据汉代刘歆《五经要义》记述，佩戴戒指的习俗源出于帝王的后宫。古代帝王后宫佳丽众多，轮流侍寝，侍寝之前，需要女史一一登记。女史事先向每位妃嫔发放一金一银两枚小环，平时妃嫔们只把银环套在右手上；如果适逢某位妃嫔经期或孕期，不能被帝王临幸，不需要明说，只要把那枚金环套在左手上，女史见了就不会登记其名。

5、后世的戒指除了用作装饰，至迟在汉代就已经成为男女的定情之物。东汉繁钦《定情诗》中就有“何以致殷勤，约指一双银”，“约指”指的就是戒指。到晚唐时，戒指渐渐由男女互赠变为只由男子赠与女子，这一习俗也一直延续至后世。

6、早期的手镯不称“镯”，而称“环”“臂钏”；手镯也并非女子专享，男子也戴。戴手镯的方法没有特殊的规定，可戴在左手，也可戴在右手，或者两个手都戴。秦汉之后，男子戴此物者渐少，手镯进而成为女子的专用饰品。唐宋之后，手镯的材料和制作工艺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金银手镯、镶玉手镯、镶宝手镯等等；造型也有圆环型、串珠型、绞丝型、辫子型、竹子型等。与戒指一样，因为是女子的贴身饰物，手镯也因此成了传情达意的定情信物。

7、香囊是古人重要的佩饰之物，起源较早。香囊，古时也称“香袋”“香包”“香缨”“香球”“荷包”等。繁钦《定情诗》中也有“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之句。唐宋时香囊非常流行，明清时男女佩戴*为普遍。因为香囊是随身之物，恋人间也常常把它作为信物赠送，以表衷情。

8、手帕也是古人常用的定情信物。《红楼梦》第三十四回写贾宝玉让晴雯作信使，给黛玉送去两条旧手帕，作为表白坚贞爱情的信物。黛玉收到后，“体贴出手帕子的意思来，不觉神魂驰*”。清末湖北汉族民间叙事长诗《双合莲》的名称就是源出于一条手帕：郑家湾美丽的姑娘郑秀英不从家族包办婚姻，与鳏夫胡三保相爱。为表决心，秀英在手帕上绣一朵莲花，两人各执一半作为定情信物。郑氏族长认为此举败门辱户，将秀英卖与富户刘家。秀英宁死不屈，被娶进刘家后自尽。胡三保也被诬告下狱，后遇大赦回家，悲愤身亡。

9、唐传奇《游仙窟》中写到“我”与十娘临别以物相赠：“十娘报以双履，报诗曰：‘双凫乍失伴，两燕还相属。聊以当儿心，竟日承君足。’”有研究者认为，古代男女间以鞋相赠，除了因鞋是贴身之物外，还因鞋有隐喻女****的意味，穿鞋则为**的隐语。一则旁证是明代冯梦龙的《山歌?9?鞋》中记载：“青缎鞋儿绿缎镶，千针万线结成双。买尺白绫来铺底，只要我郎来上帮。心*莫说短和长。”

10、除了鞋，也有以贴身衣服作为定情信物的。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9?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与陈大郎相好，私下将蒋家祖传珍珠衫送给陈大郎：“奴家把与你做个记念，穿了此衫，就如奴家贴体一般。”“陈大郎有了这珍珠衫儿，每日贴体穿着，便夜间脱下，也放在被窝中同睡，寸步不离。”

11、红豆又称“相思子”“鸳鸯豆”“郎君豆”，用红豆寄情相思，古已有之。相爱男女互赠红豆定情，以解相思之苦。唐代诗人王维的《相思》诗借物抒情，更使红豆成为了“相思”的代名词。

12、在中国民间，红豆还被认为是有灵*的物件。男女定亲时，送一串许过愿的红豆，会求得爱情顺利；婚嫁时，新娘佩带用红豆串起的手环或项链，以象征男女双方心心相连、白头偕老；结婚后，**枕下各放6枚红豆，认为可保**同心、百年好合。

13、除了红豆，古人还曾以花椒作为定情之物。《诗经?9?东门之》描写一个女子在大树下起舞，男子邀请她到南郊去参加歌舞会，女子欣然接受。在歌舞会上，女子送给男子一束花椒，这表示男子赢得了女子的芳心。花椒能成为定情信物，应该与其籽粒多有关，含有“多子”的寄寓。

14、同心结也是古人表达情感的信物。唐代诗人孟郊的《结爱》诗，描写的便是一个女子为即将远行的心上人编结同心结时缠绵悱恻的心理活动。据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曾有这样的习俗：新娘迎娶到男家时，两家各出一根彩缎绾成同心结，男女各执一头，相牵而行，拜谒祖先，然后**对拜，以表达对**能白头偕老、永结同心的爱情的追求。

15、出现在古人爱情生活中的这些定情信物与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相关联，具有约定俗成的寓意。恋人们借助这些意蕴**的信物，激发着爱恋相思的情感，传递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坚定信念。

在我参观北京历史***的时候，看到原始时期用石材加工的石制工具时，我震惊了，我意识到原始时代的设计是如此令人叹服。其实设计是人们把自己的意志加入到自然之中，创造文明的一种广泛的活动，伴随着人类的文明而产生。在漫长岁月的劳动中人类锻炼了灵巧的双手，发展了脑的思维能力和审美意识，随着精神生活的需要，人们开始有意识的创造各种艺术形态。设计起源于劳动，原始时代的劳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备条件，而在这个过程中慢慢产生的审美意识是设计的开端。有些艺术样式表面看来并不是直接产生于生产劳动，是来源于其他的一些方面，但是原始时代的设计开启了人们智慧的大脑。在原始社会中，关于设计的*质特征有：设计源于劳动（如装饰纹样起源于劳动节奏和生活）；设计具有象征*（如象征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鱼有子孙繁衍的意义）；设计具有抽象*（如纹样从现实中抽象而来）；设计有功能*（如工具是有着其实用功能的，再强调其装饰*）。原始时代的定居村落的产生，制陶工艺的**，紧随着纺织、编织以及对居住环境的规划萌芽并逐步发展起来。原始时代的设计已经对审美有了较好的诠释，而在这之中形成的设计思想的萌芽对于后来的设计发展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旧石器时代，随着生活的需求，石器的形式慢慢由单一走向多样化，石块和石片被制造成各种劳动工具。在山顶洞人时代，已能利用骨、角雕磨成渔猎或其它工具，有的还在上面刻出各种对称的或交叉的线纹，更能利用兽牙、贝壳或砾石块进行雕磨、钻孔，穿连成串，制为非实用的装饰品，这说明人类当时已有能力提出并达到美化生活的要求。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对手的运用更为灵巧，按用途分类，把石块或石片磨制成刀、斧、凿、锛、铲、纺轮、箭镞等工具或武器。这些石器虽属实用品，但在制作的过程中，人类赋予的设计思想，不仅仅把一块石头变成生活工具的实用品，同时也把它美化成了一件艺术品，无形中设计的思想在人们的心中成型。在劳动的过程中，人类逐渐有了美的需求，开始创造各类没有实用功能单纯的艺术品，如雕刻、壁画、造型与装饰纹样相结合的陶器等。我国原始时代**的、即不属于实用的雕刻艺术创作，虽然遗存*少，但那些具有多种造型的石器、骨角器以及用多种材料雕刻的装饰品，尽管形象质朴，但它毕竟是人类的智慧创造，并且已经形成为我国原始雕刻艺术的雏形。对于后来的各个时期的艺术设计的影响作用巨大，设计的思想慢慢延续着。如果要谈到原始设计对于现在设计的影响，可以从设计的角度看石器的制作：人类在敲敲打打中度过了饥寒交迫的几十万年，作为*基本的生存工具，石头经过了粗糙的打制时期（元谋、蓝田、北京人、丁村人）到了磨制钻孔（山顶洞人）时期。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是史学家划分原始社会的传统方法，划分的依据是原始社会人类的工具制造方法。旧石器时代的标志是旧石器(简单打制石器，石器较为粗糙，没有进行对石材的挑选)。旧石器的制作方法：打制的粗糙的石器。这是按照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按照一定的方法打制出来的，大体可分为尖状器、刮削器和砍砸器三种类型。主要是用另一块石头砸打，砸出锋利的薄刃，用来切割兽肉、兽皮、武器等。其主要特征是：a、工具用途未真正分化，一件有着薄刃的工具，可以用来刮削，也可切割、钻凿；b、工具形制没有统一，打制出的石器什么形状都有，没有按照用途统一样式；c、使用时不加第二步加工，任选一片就使用。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是新石器（对石器进行磨制、雕琢，形成*初的工艺品）新石器的制作方法：磨制石器和骨器的**这一**属新石器时代的**，表现在对石（骨）器原料的选取、切割、磨制、钻孔、雕刻等一系列工序上。此时已经能利用砺石或沙子将初步打成的石器雏形的表面，尤其是刃部磨光，使之不仅光滑可爱，而且还十分锋利，在使用功能满足的时候原始时代的设计已经开始注重外观的美，同时还是用多种手法进行装饰。石器穿孔是这一时期的一大**，运用钻穿，管穿和琢孔的技术，把各种石器穿上大小不同的孔眼，使之能比较牢固地捆缚在木柄上，这些带柄的**的复合工具，既便于携带，更便于使用，加之锋刃锐利，大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再在这些石器上雕琢各种花纹、图案，恐怕这也是*早的工艺品。工具是凿磨而成的，制作出来的工具比较精致，用途也分化了，同类石器的形制呈现出明显的统一*。有的新石器还安上木柄，钻孔穿绳。从器物的制作看原始设计形式：陶器*早起源于距今七千至五千年前由老*台文化发展而来的仰韶文化时期。那时陶器“合土为釜”，为生活用品，制作简单、粗糙，表面有绳席或人面鱼纹及兽面纹样装饰。此后到了距今4900年至41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彩陶。（1）彩陶制作陶器的**从科技史角度来看，陶器的**，在制造技术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初人们只是在木制或编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后来才直接用粘土作成成型的容器，加以烧制，这就是*早的陶器。*初是“手制”，即用手把粘土捏成坯，后来才发展为“轮制”即把陶泥坯料放在快速转动的陶轮上，制成圆形的陶器。烧制也由露天烧制改为陶窑烧制。由于陶器的烧制，既改变了物体的*质，又塑造了物体的形状，从而具有新的技术意义和经济意义，对往后的人们生活方式的改进，农业和手工工业的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从另一个方面成为后来设计的起源。（2）黑陶制作黑陶是在陶器烧制结束时从窑顶慢慢注入水，使木炭熄灭产生浓烟，将碳渗入陶器形成乌黑如漆的效果。与彩陶相比黑陶在制作工艺上是大大进步了，彩陶采用泥条盘筑法或较慢的**旋转技术制胎，而黑陶则是用快速的**旋转技术，胎料用纯泥或掺沙，因此质地精纯，有的器壁薄如蛋壳。由于黑陶表面乌黑难以施彩，所以多以造型取胜，这个时候原始时代的设计已经更加注重工艺与审美的结合了，开启了设计的新发展。总结：史前图形艺术开启了人类凭借想象力和视觉语言探索周围世界、表达内心感受的历程。人们对自然的模仿，对自然素材的大胆运用，充分体现了原始人类对潜意识里的审美需求，并在生活中体现出来，对于现在的设计来说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原始设计中的动植物纹样，装饰设计手法，如拍印、刻画、堆贴、镂孔、彩绘等，其中彩绘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中*为成功的一种装饰设计手法。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装饰图案，除了较为写实的动植物纹样外，*普遍的还是几何形图案，主要由线的粗细、疏密、长短、横竖、曲折、交叉和各种圆点、圈点等相互有规则的排列组成，如正三角、倒三角、方格纹、网纹、旋纹、锯齿纹、圆圈纹等。这些几何纹样通常又按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和适合纹样等各种不同的构成方法进行图案构成。在原始社会中，人们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所以他们十分重视血缘的关系，组成氏族部落，每个氏族往往用一种动物或植物来作为本族的标志，这就是图腾。这种图腾有的被刺在身体上，有的被绘刻在器皿上、武器上，成为标志*的表号图案，这些装饰在当时很难用“艺术”或“美化”来解释，它与人们的宗教意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都包含辟邪、免灾、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如果说石器、骨器和木器的设计创造只是改变了材料的形状而没有改变其*质的话，陶器的设计**则不仅改变了原材料的化学*质，而且是人类与自然斗争中获得的划时代的创造，标志着人类设计由原始设计阶段进入了手工设计阶段，从而揭开了中国设计史上崭新的一页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开始由采集生活和渔猎生活向相对稳定的农业生活和畜牧生活过渡，同时开始了就地采材、因地制宜地营造自己固定居室的活动。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们，在黄土层为壁体的土*上，用木架和草泥建造起*居和半*居的建筑，后来逐步发展成为地面上的木架房屋。为了适应公社生活的需要，还出现了上百个房屋**在一起的村落。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就是一座新石器时代的村落。从房屋的结构和布局、基地的位置，都可见当时建筑设计的高超水平。此外，生活在长江流域多水地区的人们，则设计建造了下层架空、上层居住的干栏式建筑，并且采用了榫卯结构。这些早期的原始木构架建筑，奠定了将来木构架建筑的雏形，揭开了中国建筑设计发展的序幕。试论礼制设计艺术中的青铜文化和玉文化青铜器被**为商周礼制文化的重要承载物，因而通常又被称为“礼器”。按照一般的看法，青铜礼器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礼器除容器外还包括乐器和仪仗类器物；狭义的礼器则专指容器。然而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这种看法有一定的片面*。我国的青铜时代延续了一千五百年以上。我们知道，古代的所谓“礼器”，都来自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器，青铜器之所以能够成为三代礼制的承载物，是与中国古代文化密切相关的。西周早期，青铜器都未在周人的宗教礼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只是**的象征和实用的器具；穆共以后青铜器才被纳入维系王朝**的礼制系统。商代青铜器的主要功能是祭祀中的道具，而西周青铜器主要是标示身份等级，其礼器功能更多地体现在祭祀之外的朝会、宴享、婚*、丧葬、约剂等活动中。与商代青铜器以动物题材为主的繁缛花纹相比，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花纹以十分抽象的花纹为主，这也是青铜器礼制功能转变的原因造成的礼制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中国青铜器具有**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反映。文字记载，夏代禹铸九鼎，实际上是宣告天下统一。至此，九鼎便成为权力的象征、传国的信物及见证。各类青铜器潜移默化地引导、影响着铸造者与拥有者的思想观念及生活方式，汉代画像石《泗水捞鼎》就深刻反映了这种观念。作为这一时期各类文化的集中代表及社会生产力标志的青铜器，冶炼铸造于黄河中游北岸的殷商地区，并以这里为中心向四周扩展，东至黄河下游的江准平原，西至黄河上游的八百里秦川，西南到长江上游的巴、蜀部落，南面到长江中游的湘江两岸。青铜器被**为商周礼制文化的重要承载物，因而通常又被称为“礼器”。按照一般的看法，青铜礼器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礼器除容器外还包括乐器和仪仗类器物；狭义的礼器则专指容器。然而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这种看法有一定的片面*。我国的青铜时代延续了一千五百年以上，有些青铜容器并非在所有时段都在礼制中发挥了作用，一概定为“礼器”显然并不符合实际。先秦是中国礼制发展的奠基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史前时期是礼制的产生阶段，夏商时期礼制初步发展，到西周礼制进入成*阶段。而玉器作为一种**的礼制物质承载体，与礼制之间关系密切，不同的玉器及其组合可以体现出每个阶段礼制内容的变化、发展。中国素来被称为“礼仪之邦”，礼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礼制是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是通过一系列的严格规定来强调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和制约他们的行为，以便达到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目的。“礼”*早的文字形式就像用器具托着两块玉奉给鬼神，故王国维先生解释“礼”为“像二玉在器之型”是“以玉示神之器”。玉器是礼制*重要的表征和物化形式，玉器从*初通神的巫用神具发展为王权的标志，是身份等级和权力的象征，是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载体。它与它所体现的礼制之间的变化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通过不同的玉器或玉器组合来反映礼制的等级内容。下面就先秦礼制发展的不同阶段来探讨玉器与礼制之间的关系及其传承。一、先秦礼制的产生阶段史前时代是先秦礼制发展的**阶段，这时的礼制初步产生。礼的产生是建立在社会分层、分化的基础上的。“当史前时代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产生了足够的剩余**。那些需要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巫觋和氏族首领们就自然而然地脱离了直接的生产劳动，转而从事专门*的事务，于是产生了*初的史前时代的社会分层与分化。随着这种社会分化和分层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公共权力和社会**日益集中到个别人手中，使得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在这种背景下，礼作为规范和制约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拥有神权和世俗权力的巫觋阶层和贵族阶层，协调他们之间既得利益的有效工具也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但守旧集团的势力仍然比较强大，此时的王权尚未建立**有效的**，巫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礼以巫觋为先，王权次之。故*重巫术以媚神灵，次重兵仪以求**。且在新石器时代，石器是人们用来改造自然并赖以求生存的*重要的生产工具，因而他们具有根深蒂固的“石崇拜”观念。而玉是石中之精华，正所谓“玉，石之美者也”，因此人们很自然地选择了玉作为当时**尚的社会职能——巫觋沟通神灵的*重要的媒介和世俗权力的象征。玉器在此时可说是独领**，而这一时段的礼制，具有浓厚的巫宗教和政治军事色彩，体现在用玉制度上的明显标志就是根据墓葬中随葬玉的多少、质地等因素划分出若干个社会等级，体现不同社会等级的身份和特权。礼器作为身份的象征，只有拥有一定等级地位的社会阶层才能使用葬玉，且不同规格的随葬玉器代表不同的身份。葬玉的种类有缀玉覆面、玉口含、玉握等，它们在使用上有严格的等级差别。当时缀玉覆面已经是比较普遍的新的葬玉形式。缀玉覆面，一般认为是西汉时期盛行的金缕玉衣的祖型。他们由几十种玉石片组成，不同形状的玉石饰作额、眉、眼、鼻等部位，其玉附件缀在布帛之类的织物上，做工精细，材质上乘。从使用的范围来看，都是天子、诸侯及其配偶等社会贵族所特有的权限，是当时葬玉中的**等级。朝*，宾礼中的一类，主要指周天子与诸侯之间所应遵循的礼仪。西周王朝建立后分土封侯，各诸侯都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捍卫王室，但他们又有相对的***。周王便通过定期朝*的方式，加强与诸侯国之间的联系，以维护秩序、稳定政治。如《周礼·春*·大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等级不同、职务不同，所持瑞玉的种类、大小等各不相同。国君还经常使用不同的玉来代表他的命令，《荀子·大略》中记载：“*人以圭，问士以璧，招人以瑷，绝人以，反以还”。圭，是西周非常重要且用途广泛的一类瑞玉。诸侯受命、受封或觐见周王都要以圭作为信物，它广泛地用于礼仪活动中，在周礼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同身份等级的贵族所用圭的规格也不相同，由此可见西周严格的等级制度。冠服佩饰是体现礼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玉”在人们心目中都是一个美好而高尚的字眼，而且把它同人的品德结合起来。“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是古人将玉人格化。因此出于对玉的喜爱，西周贵族有佩玉的习俗。《礼记·玉藻》曰：“君子在车侧，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此外人们还经常以玉佩作为馈赠之礼，《诗经·秦风·渭阳》记载：“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杂佩是西周*重要的佩玉，也是*具时代特色的佩玉。所谓“杂佩者，珩璜琚衡牙之类”，指由多种玉构件联缀组成的佩玉。它是西周社会等级身份的象征，为贵族阶层所独有。《礼记·玉藻》记载：“天子佩白玉而悬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王需玟而组绶”。且身份越高，组玉佩越长结构越复杂；身份越低者，组玉佩就相对短小简单。不同的种类所代表的等级也不一样，适用于不同社会等级身份的贵族。即使是同一类的杂佩，也有严格的等级区别。西周以九为尊，以珩璜为主体的杂佩也应以九数为*尊，只有周天子才能佩带。所以作为诸侯国国君只能佩带七璜或八璜的杂佩，其地位更低一等的夫人则佩带的是五璜杂佩。总之，玉器与礼制的变化、发展密切相关。玉器的种类、材质及其结构、组合等因素的变化都体现出礼制的内容及其变化。先秦礼制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逐步系统化、制度化，且影响深远。后世礼制都是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阶级维护等级秩序、保障政治特权的有力工具。中国玉文化*大而精深，在国内外都享有声誉，深入地研究其演变轨迹和相关的社会文化体系，对于促进玉文化的发扬光大有着深远的意义。通过对诸多出土文物和历史资料的系统考证和分析，对史前玉文化的壮观、礼仪文明的起源及夏-商代宗教活动由巫到儒的演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认为中国玉文化走过了一段理论化和规范化的过程，走向了**的、完整的文化体系，*终又由巫觋们携带着走向儒教的理论范畴，并逐步汇入**理论。接着，通过对玉在周礼沿袭殷商礼仪文化中的作用的分析，论证了玉文化理论成为****理论的原因。再通过对“三礼”中关于用玉的论述和规定的辨析，*后认为中国远古玉文化之源是华夏礼仪和中华儒学。“礼”*早的文字形式就像用器具托着两块玉奉给鬼神，故王国维先生解释“礼”为“像二玉在器之型”是“以玉示神之器”。玉与礼在起源之初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玉器是礼制*重要的表征和物化形式，所谓的“器以藏礼”，这种以玉载礼的传统自史前时代就开始了，且延续了几千年。玉器从*初通神的巫用神具发展为王权的标志，是身份等级和权力的象征，是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载体。它与它所体现的礼制之间的变化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通过不同的玉器或玉器组合来反映礼制的等级内容。在新石器时代，石器是人们用来改造自然并赖以求生存的*重要的生产工具，因而他们具有根深蒂固的“石崇拜”观念。而玉是石中之精华，正所谓“玉，石之美者也”，因此人们很自然地选择了玉作为当时**尚的社会职能———巫觋沟通神灵的*重要的媒介和世俗权力的象征。玉器在此时可说是独领**，而这一时段的礼制，具有浓厚的巫宗教和政治军事色彩，体现在用玉制度上的明显标志就是根据墓葬中随葬玉的多少、质地等因素划分出总之，玉器与礼制的变化、发展密切相关。玉器的种类、材质及其结构、组合等因素的变化都体现出礼制的内容及其变化。先秦礼制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逐步系统化、制度化，且影响深远。后世礼制都是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阶级维护等级秩序、保障政治特权的有力工具。

戒指在中国传统汉文化中，其*早是宫廷中妃嫔戴在手上用来起区分、辨识作用的一种标记。同时，由于“环”与“还”谐音，戒指作为馈赠，还有期待“早日还乡”之意，也因其“循环无终*”的属*，寄托了情人之间相思无绝期的情愫。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与对外交流的频繁，佩戴戒指作为一种胡俗，逐渐被汉族人所*悉，但在魏晋至隋唐期间，戒指往往和鬼魅及灵异**相关。同时，由于戒指大多以金银或名贵宝石制成，其也往往被作为礼物或赏赐使用。至宋代，戒指开始在民间作为婚姻*礼的三金之一，直到清代，戒指才在宫廷嫁娶*礼中正式登场,并在清末民初再次西风东渐之时，被汉族人所接受，成为大众订婚之纪念品。

戒指，又名指环、手记、代指、约指、指鋜等，其在中国起源很早，原始社会就有很多出土。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已有骨戒指出土，有的戒指上还嵌有绿松石。在当代，戒指除了装饰的用途，还因其被赋予了爱情与婚姻信物的功能，而成为了所有首饰门类里*为普及的一类。但在中国古代汉文化传统中，戒指却有着很多更为特殊的文化内涵。

1、宫中妃嫔戴在手上用来起区分、辨识作用的标记

“戒指”直到元代才有其名称，其原名为“指环”，之所以称为“戒指”，又名“手记”、“代指”，皆是出自其用途本身。郑玄《诗笺》曰：“古后妃群妾，以礼进御，女史书其月日，授之以环，以进退之。**月辰，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着于左手；既御者着于右手，谓之手记，亦曰指环。”这段话的意思是：古代帝王后宫妃嫔无数，按规定，妃嫔在接受帝王御幸时，都必须经过女史登记，女史事先向妃嫔们发放两种指环，一为金环，一为银环。平常妃嫔一般佩戴银环，其具体又分两种戴法：即将侍奉皇帝的戴在左手，因为左手属阳，侍奉完皇帝的则戴在右手，因为右手属阴。①一旦妃嫔月事来潮或者有了身孕，不能侍奉皇帝，则手戴金环，女史见之则不列其名。因“事无大小，记以成法”②，故名“手记”。简单来说，“手记”就是戴在手上用来起区分、辨识作用的记号。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载：“《五经要义》曰：‘古者后妃群妾御于君所，当御者以银环进之，娠则以金环退之，进者着右手，退者着左手。’今有指环，此之遗事也，本三代之制也。”东汉卫宏所撰《汉旧仪》也载：“汉宫人御幸，赐银指环。”《诗笺》为汉代郑玄所著、《毛诗》为先秦著作，这说明至少在中国先秦至汉代这一历史阶段中，戒指的主要用途是宫中妃嫔戴在手上用来起区分、辨识作用的一种标记。

①《太平御览》引“女史书”曰：“授其环，以进退之。有娠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进者着于左手，阳也，以当就男，故着左手；右手，阴也，既御而复，故此。女史之职。”

②《诗•邶风•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汉毛亨传：“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记过其罪杀之后……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之以环，以进退之。**月辰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着于左手；既御着于右手。事无大小，记以成法。”

至于“戒指”这个名称，实际上就是源于“手记”这个功能，因戴手记的女子，都是帝王的嫔妃，是身有所属之女子，甚至怀有身孕的女子，因此不仅要禁戒其它男子的追求，甚至要禁戒房事，故名“戒指”，也可写作“戒止”。清顾张思《土风录》卷五载：“戒指乃已幸女子者，……俗亦呼手记。”已幸女子在中国古代一般是指已婚配女子，故此，戴戒指亦有标明已婚身份的功能，这和现代的婚戒倒是有些异曲同工之效。明代凌檬初《二刻拍案惊奇》中也有类似的情节，书中女子在给她的情人书信中写道:“徒承往复，未测中心。拟作夜谈，各陈所愿。……先以约指一物为定。言出如金，浮情且戒!如斯而已。”由此可见，“戒”字的含意，还隐喻着戒掉—切朝秦暮楚的心态这样一层含意。

2、象征“早日还乡”或“情爱永驻”的馈赠信物

在中国古代，器物往往承载着某种文化意义，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表示，即“藏礼于器”，这在先秦时便广泛存在。《荀子•大略》载：“*人以珪，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杨倞注：“古者，臣**，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与之环则还，与之玦则绝，皆所以见意也。”可见，因“环”与“还”谐音，帝王赐流放之罪臣以玉环则表示其可还乡之意。明代何景明《杂言》也载：“古人奉德则报以佩，恩返则报以环，恩绝则报以玦。”也是此意。《后汉书•袁谭传》亦载：“愿*详吉凶，以赐环玦。”可见“环”还有吉祥之意。但这里的“环”是否就是指环，文中并没有明说，其也有可能是佩环。但在《北史》中有另一记载：“（元）树初发梁，覩其爱姝玉儿，以金指环与别，树常着之。寄以还梁，表必还之意。”这里则明确说明玉儿是以指环相赠，以期**尽早还乡。另清代王初桐辑《奁史》一书引宋代张君房所著《丽情集》云：“崔娘寄张生信有玉指环云：环者还也。”也是此意。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论是佩环还是指环，作为馈赠之物，皆可昭示还乡之意。

除此之外，指环还因其环属的特*，表示“循环”之意。唐代李景亮所著传奇**《李章武传》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李章武系事告归长安，（与王氏子妇）殷勤叙别，章武留交颈鸳鸯绮一端……子妇则答白玉指环一双，赠诗曰：念子还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翫，循环无终*。”在这里，指环因其“循环无终*”的属*，表达了情人之间相思无绝期的情愫。

戒指在中国古代汉文化语境内，典籍中所涉及到的故事大多和鬼魅及灵异**相关，这是其和其它门类首饰*大的不同之处，戒指代表的主流文化似乎并不仅是爱情和美貌的元素，还充满着某种神秘、诡异的元素。此种文化倾向始于汉，并广泛流行于魏晋南北朝到唐、五代期间，这或许和此一阶段中国南北民族大融合，对外交流异常频繁有关，因为戒指和耳饰一样，宋以前主要流行于胡文化地区和西方**，中原汉族并无戴戒指的传统，或因其染有浓重的异域气息，故充满着一种异族的神秘色彩。

西汉前期哲学家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中则有将指环和鬼魅直接联系起来的早期记载：“纣刑鬼候女，取其指环五。”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一中有这样一则记载：“戚姬以百炼金为彄环，照见指骨，上恶之，以赐侍儿鸣玉、耀灮等各四枚。”这种令皇帝恶心的能“照见指骨”的指环是用何种材料制成，我们不得而知，但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当下，这种现象也依旧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可见此记载本身就包含有诡异的成分。唐代的刘禹锡在其诗作《马嵬行》里吟咏已死去的杨贵妃时，也有类似的描述：“传看千万眼，缕绝香不歇，指环照骨明，首餙敌连城。”将照骨指环与**相联系，也体现了指环在时人眼中的一种神秘主义色彩。魏晋至唐五代期间，此时的灵异故事集、志怪故事集中有关指环的记载激增，并且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与神鬼或**有关，以下摘录一部分。

生活于北齐至隋朝之间的文人颜之推的灵异故事集《集灵记》中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王諿亡后，妻子困于衣食，諿见形诏妇曰：我若得财物，当以相寄，后月小女得金指环一双。”

南朝宋刘敬叔撰志怪**集《异苑》载：“晋有士人，买得鲜卑女，名怀顺。自说其姑女为赤苋所魅。始见一丈夫，容质妍净，着赤衣，自云家在厕北。女于是恒歌谣自得，每至将夕，辄结束去屋后。其家伺候，唯见有一株赤苋，女手指环挂其苋上。芟之而女号泣。经宿遂死。”

南朝梁任昉编写的《述异记》载：“周氏婢入山取樵，忽梦见一女子曰：‘吾目中有刺，烦为拔之，当有厚报。’此婢乃见朽棺髑髅草生眼中，便为拔草，即于某处得一双金指环。”

唐代中期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崔罗什夜经长白山西，忽见朱门粉壁楼台相望，俄有青衣出语什曰：‘女郎须见崔郎。’什怳然下马，入两重门内，……室内二婢秉烛，呼一婢令以玉夹膝置什前，什遂问曰，贵夫刘氏愿告其名，女曰：‘狂夫刘孔才第二子，名瑶，字仲璋，比**被摄，仍去不返。’什乃下床辞出，女曰：‘从此十年当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环赠什，上马行数十步，回顾，乃见一大冢，后十年什卒。”

唐代晚期范摅撰笔记**集《云溪友议》载：“韦皋少游江夏，止于姜使君之馆。姜氏孺子曰：荆宝有**衣，曰玉箫，年纔十岁，常令祇侍韦，玉箫亦勤于应奉，……因而有情。韦后归觐与玉箫约云；‘少则五载，多则七年来娶。’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遗之。曁五年不至，玉箫乃祷于鹦鹉洲，又逾二年，玉箫乃叹曰：‘韦家郎君，一别七年，是不来矣。’遂绝食而殒。姜氏愍其节操，以五（玉）环着于中指而同殡焉。”后来韦皋升*，了解了玉箫殉情而死的经过，倍感思念，便请术士作法以期相会。“清夜玉箫乃至，谢曰：‘承仆射写经造缘之功，旬日便当托生，却后十三年再为侍妾，以谢鸿恩。’后韦以陇右之功理蜀，不替累迁中书令，因作生日，节镇皆贡珍奇，独东川卢八座送一歌*，未当***年，亦以玉箫为号，观之乃真姜氏之玉箫也，中指有肉环隐出，不异留别之玉环。”

五代孙光宪撰《北梦琐言》载：“蘓昌远居吴，有女郎素衣红脸，容质绝丽，遂与相狎，赠以玉环，一日见槛前白莲花，俯而玩之，见花蕋中有物，乃所赠玉环也，折之遂绝。”《岨崃山志》载：“有客夏日游岨崃山寺，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绝俗，因*致密室，情欵甚密。及去，以白玉指环遗之，即上寺楼，隐身目送。白衣行计百步许，奄然不见，乃识其处寻见百合花一枝，白花绝伟，劚之根本如拱，既尽，得白玉指环。”

五代以后，此类有关指环的灵异故事逐渐减少，但并未绝迹，直至清代依旧还有余绪，如清王椷撰《秋灯丛话》中便记载有一神秘紫衣女与一男子“缱绻殊甚，赠张一指环，色如碧玉，明如水晶，云可疗心痛。朦胧*睡闻耳畔呼曰；‘可起矣。’张惊起，紫衣人已不知所之，馆舍城市俱失所在，惟所赠指环尚在。遇心痛者前，水饮之立效。”

纵观以上灵异故事，绝大多数与男女交欢有关，或男赠女，或女赠男，并无定数，且与婚姻无关，多为**缠绵。可见指环在此时期的汉文化语境中，并非良家女子所戴。回溯上文先秦至汉代时期指环作为手记的功能，也只是用于标明君王是否适合临幸的记号，与婚姻和爱情本身并无多大关系。

4、作为**，用于赏赐、朝贡或馈赠

由于戒指在宋代以前，往往与灵异、鬼魅**有关，因此，中国汉族人至少在宋以前并不流行佩戴戒指。尽管各时期中原墓葬中也时有戒指出土，有的套在手指上，有的是和其他随葬品一起集中埋葬，还有握于手掌中的，但其应多是作为象征**或功绩的随葬品使用，而非日常首饰品。前述《集灵记》和《述异记》所述故事便有此意。

汉代繁钦的《定情诗》中，关于约指的吟咏，经常被用来解释为爱情的信物，实际上，我们看看上下文便能体会到，戒指在这里的意义和其它首饰配件相比并无特别之处，只是用于馈赠的诸多礼品之一：“我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何以道殷勤？约指一双银。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何以结恩情？美玉缀罗缨。何以结中心？素缕连双针。何以结相于？金薄画搔头。何以慰别离？耳后玳瑁钗……”再联系到隋代丁六娘的《十索诗》，戒指作为诸多馈赠礼物之一的意义便更加明显：“粗细君自知，从郎索衣带。欢情不耐眠，从郎索花烛。欲作胜花妆，从郎索红粉。欲呈纤纤手，从郎索指环。欲防人眼多，从郎索锦障。欲共作缠绵，从郎索花枕……”如果我们把这里的戒指解释为定情的信物，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作为定情的信物了。

作为**，戒指也可用作上下级之间的赏赐之物。如前述《西京杂记》载：“汉戚姬以百炼金为彄环，照见指骨，上恶之，以赐侍儿鸣玉、耀光等各四枚。”明代梅鼎祚《西汉文纪》卷五，赵合德进献给赵飞燕的贺礼中便也有“精金彄环四指”。宋代《太平御览》引《后汉书》云：“孙程等十九人立顺帝有功，各赐金钏指环”。《新唐书》载：“定安**，始封太和。下嫁回鹘崇德可汗。会昌三年来归，……诏使劳问系涂，以黠戞斯所献白貂皮、玉指环往赐。”《重修扬州府志》卷之五十六：“监生田士英妻周氏，康熙四十六年，仁庙奉，皇太后南巡，道经柳巷，田士英之妻周孺人，年九十，率子妇孙，曾跪接赏金玉戒指二枚。”

戒指作为**和信物使用时，并不一定需要戴在手指上。南朝宋戴祚撰《甄异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秦树至曲阿，日暮失道，遥望火光往投之宿，乃女子独居室者，为树设食，遂与寝，止向晨树去，女泣曰：‘与君一覩后面无期。’以指环一双赠之，结置衣带，相送出门，树行数十步，顾其宿处，乃是冢墓，居数日亡，其指环结带如故。”在这里，女子没有将戒指戴在男子的手指上，而是结置于其衣带之上。河南偃师市杏园村YD1902号唐墓出土有金戒指一件，据发掘报告称，墓主人是“右手握一金戒指”，也没有戴在手指上。这枚金戒指是作为**来使用的，青金石戒面上刻的文字是反字，文字为中古时期的巴列维语(中古波斯语)。⑥这种将戒指作为**的习俗是来自西方，明代张夑《东西洋考》载：“旧港，古三佛齐国也。初名干陀利，又名渤淋，在东南海中……民散居城外……以国王指环为印。”据布兰奇•佩尼著的《世界服装史》一书所述：戒指在古希腊时期*早便是作为印鉴或徽章使用的，后来还有过表示等级身份的作用。在罗马帝国时期，金戒指“一变而为**荣誉的象征，作为献给作战有功的**的一种奖赏”将戒指作为赏物的用法很可能随着南北朝时的东西文化交融而逐渐被北方朝廷所沿袭。北周李贤墓中的金戒指，有学者就认为“可能是北周皇室对李贤的赏物”。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堰师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J].考古，1996(12).戒面所刻文字自右至左缀列为“pd”，其意思是“好*啦!”、“奇妙无比!”等，到了后来的***时代，又增加了“值得称赞!”的意思。

此外，戒指也是外国朝贡时常见的贡品之一。如清代辑成《宋会要辑稿》载：“唯宋文帝元嘉五年，天竺伽毗黎国王月爱又遣使奉表，献金刚指环、摩勒金环、宝物、赤白鹦鹉各一。”同书“蕃夷七•历代朝贡”章引《山堂考索》：“是年正月，三佛齐贡……猫儿眼指环、青玛瑙指环、大真珠指环共一十三事。”

5、作为婚姻的*礼或爱情的信物

在中国古代，将戒指与婚姻和爱情联系在一起，是仿自胡俗，即西北少数民族或西方人的习俗。相关记载始于魏晋时期，如《晋书》“西戎传”载：“大宛娶妇，先以同心指镮为*。”这里的“同心”指环是指一种“铜芯”指环，外镀金或银，取其谐音。再如《太平御览》引《外国杂俗》云：“诸问妇许婚，下全⑨同心指环，保同志不改。”又引《胡俗传》云：“诸胡，始结婚姻，相然许，便下金同心指环。”《奁史》引《番境补遗》云：“牛骂番婚姻，男以银锡约指赠女为定。”等。我们知道，西方至迟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戒指已经和婚姻有了固定的关系。前述《世界服装史》就指出，当时金戒指已代替了铁戒指，成为婚礼上新婚**佩戴的装饰。这一习俗或经中亚（大宛国等）作为“胡俗”传入中国，逐渐被国人所了解。前述《酉阳杂俎》、《云溪友议》、《北梦琐言》等所述灵异故事便都是将戒指作为爱情信物的例证。明代话本《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中的一场男欢女爱，也是以一对“金镶宝石戒指儿”为信物，几番推波助澜。

⑨这里的“全”当为“金”，参下引《胡俗传》。

当然，戒指的这种功能，或者还有佛教的影响在内。实际上，佛教也是一种传自西域的宗教，其佛传故事中保留了大量胡俗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现存敦煌文书中有一种被称为《太子成道经》的变文，内容为净饭王太子的成佛经过。文中说太子长大，净饭王想为他娶妻以使他依恋人间，“太子闻说，遂奏大王，若（与）儿取其新妇，令巧匠造一金指环，（儿）手上带之，父母及儿三人知，余人不知。若与儿有缘，知儿手上金指环者，则为**”。后来摩诃那摩女耶输陀罗说了出来，于是“太子当时脱指环”，娶耶输为妻。《太子成道经》系根据《佛本行集经》演绎而成，在敦煌文书中有八个卷子，可见在当时广为流传。加上变文那种连说带唱的讲经方式，相信这一故事在大众中一定比较普及，或许对时风会有一定影响。在明代梁庄王墓中的“**匣”内，便发现有一枚金法戒。

但是《佛本行集经》原文只是间接和婚姻***。据佛经原文，太子准备的“杂宝无忧器”都让其他女子拿走了。耶输陀罗*后一个来，来后又向太子要杂宝，“是时太子指边有一所著印环，价直百千，从指脱与耶输陀罗”。但是耶输陀罗仍不高兴。后来净饭王向耶输陀罗的父亲提婚，经过比武等，耶输陀罗的父亲才同意将女儿嫁给太子。这里太子实际上并没有以戒指为信物，与女子定婚的意思。但是中国唐代西北地区的僧侣（或还有文人）对佛经作了改编，删掉了其他杂宝无忧器，只以金戒指来判定婚姻，这里显然是受沿丝绸之路东传的西方文化的影响。

戒指真正在中国作为婚姻的*礼之一，其风俗起源于宋代民间。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嫁娶”条载：“且论*礼，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鋜、金帔坠者是也。若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这里的“金鋜”便指的是金戒指。但戒指在中国传统的汉文化圈中，并没有被纳入宫廷嫁娶*礼典制。明代尽管戒指出土数量很多，但在《大明会典》的“皇帝纳后仪”礼单中，头饰、镯钏、耳环、面花、玉佩玎珰、霞帔坠头等首饰一应俱全，却并无戒指踪影。到了清代，由于是满族这个游牧民族执政，戒指才出现在**的*礼清单中。《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顺治九年八月，更定婚娶之制。“和硕亲王、及和硕亲王未分家之子。婚娶，行纳币礼，用……金项圈一、合包一、大簪三枝、小簪三枝、耳坠一副、戒指十枚。”“世子、多罗郡王、及世子、多罗郡王未分家之子。婚娶，行纳币礼……（项圈、合包、簪、耳坠数量同上）戒指八枚。”“多罗贝勒，及多罗贝勒未分家之子。婚娶，行纳币礼……（项圈、合包、簪、耳坠数量同上）戒指六枚。”“固山贝子未分家之子。婚娶，行纳币礼……（项圈、耳坠数量同上，簪为各二枝）戒指四枚。”及至异姓公、及异姓公未分家之子及以下品级者婚娶，纳币礼则再无戒指。可见，戒指在满族的*礼中，是金银首饰中体现身份等级*鲜明的标志，且其数量一般为双数。到清末民初，随着西风东渐，戒指在民间作为订婚之纪念物的风俗才开始风行。徐珂编著的《清稗类钞》中对此有明确记载：“大宛娶妇先以同心指环为*，今乃以为订婚之纪念品，则欧风所渐也。”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戒指在中国传统汉文化中，其*早是宫廷中妃嫔戴在手上用来起区分、辨识作用的一种标记。同时，由于“环”与“还”谐音，戒指作为馈赠，还有期待“早日还乡”之意，也因其“循环无终*”的属*，寄托了情人之间相思无绝期的情愫。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民族大融合，对外交流异常频繁，佩戴戒指作为一种胡俗，逐渐被汉族人所*悉，但因其染有浓重的异域气息，因此戒指在魏晋至隋唐期间，往往和鬼魅及灵异**相关，充满着一种异族的神秘色彩。当然，戒指毕竟大多以金银或其它名贵宝石制作而成，本身具有很高的**价值，因此，戒指也往往被作为礼物或赏赐使用。到了宋代，戒指开始在民间被作为婚姻*礼的三金之一，但在中国传统的汉文化圈中，戒指并没有被纳入宫廷嫁娶*礼典制。直到清代满族婚娶纳币礼中，戒指才正式隆重登场。并在清末民初再次西风东渐之时，被汉族人所接受，成为大众订婚之纪念品。

关于起源之信物的内容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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